徐迅雷：从“藏富于民”到“还富于民”

作者：徐迅雷，《都市快报》首席评论员、杭州市政协委员

“取富于民”是过去式，“藏富于民”乃现在式，“还富于民”为将来式。丰裕社会，都应该走过这样的财税“三步曲”。

令人开心的是，我国的香港特区，还有新加坡政府，都已实行了“还富于民”。去年新加坡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，新加坡政府拨出18亿新元（1新元约合5元人民币）还富于民，作为“分红”发给年满21岁的国人，平均每人2000元，而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（3月2日《青年参考》）。新加坡政府向国民发“红包”的做法，其正式称呼是“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”，就是仿照企业将盈余回馈给股东的方法，以新加坡全体国民为发放对象。而香港特区政府也“还富于民”，大派700亿“红包”。财政司长曾俊华在“香港家书”中说，政府财政盈余超过千亿，社会利益分配如何才能“公平”，是其今次制订财政预算案最大的挑战。

我国经济飞速发展，2007年财政收入再创新高，约超5.1万亿元，比上年增长31%左右。这不仅是改革开放30年来，首度突破5万亿元大关，同时也是进入21世纪后增幅最高的一年。有道是“政府需要GDP，百姓需要人民币”，上海“两会”期间，有政协委员提出“给全国人民每人发1000元”，尽管这个提案没有被立案，但在全国影响巨大。“给全国人民每人发1000元”的想法，也体现了“还富于民”的民本思想。

财政收入不见得是越高越光荣。政府是为国民而设立的，它不过是代为百姓打理管理公共事务而已；管理公共事务需要钱，于是有了税收。所谓“藏富于民”，当然就是说财政收入较少，而将大量财富聚集在民间。而“国穷民富”就是这个意思——这里的“国”并不是指整个国家，而是指政府。从“取富于民”到“藏富于民”，是一种历史进步；从“藏富于民”再到“还富于民”，更是一种现代进步。

在许多富裕起来的地区，财政收入已近天文数字，钱多了，就猛花，变着花样来花钱。比如使劲把钱砸在道路翻新上头，过两年把道路整治一遍，翻个底朝天，过两年又把道路整治一遍，再翻个底朝天。这些主持花钱的人，满脑子充塞了“这些都是国家的钱，不花白不花”之意识，就是想不到“国家”的每一分钱其实都是百姓的钱，都是纳税人的辛苦钱。

如果说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，那么财政体制的改革则是利益分配改革的第一线。而直接涉及利益的改革，总是很艰难的。中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谜团，就是十几次改朝换代都获得了成功，而十几次改革却大多失败了，以至于有人说，“国人可以向暴力屈服，却拙于制度创新”。浙江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了马立诚先生的一本好书《历史的拐点》，书中的13个精彩的改革故事，扇面般展开，呈现了中国漫长历史上一次次改革的“拐点”，只是这些拐点都是失败的拐点，从而丧失了太多的机遇。

中国古代史上最杰出的理财家是刘晏和杨炎，他们在安史之乱结束之时登上政治舞台，成为唐代中叶经济改革的“双子星座”。尤其是杨炎，潇洒出众，远近闻名的“帅哥”。帅哥杨炎的“两税法”（每年两次纳税）横空出世，其主要内容之一，就是政府要“量出制入”，一改过去“量入为出”的财政制度，而以“支出额度”来确定“征税额度”；除“两税”之外，严禁另立名目征收其他税费，否则以枉法论处。经济学界认为，像杨炎这样实行量出为入，才算是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财政制度。而西方国家直到19世纪末期才出现“量出为入”。在世界财政思想史上，杨炎是占有一席之地的。但是，杨炎在世界上最先提出了这一原则，这毕竟“太超前”了，财税改革的“巨星陨落”是必然命运——那些掌握征税与用钱权力的人，其本性是征得越多越好，用得越多越痛快，哪里管你“量出”而“制入”。

什么时候我国内地一些发达起来的地区，也能像新加坡那样真的向百姓派发“红包”，则说明利益分配改革的历史真的出现了“拐点”，开始向现代的、发达的、文明的、公民的社会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。(本文来源： 作者：徐迅雷)